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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贵族式生活是孩子成长的陷阱 贵族电弧陷阱

房产 2019-01-03 点击: 手机版

  “贵族式生活”是孩子成长的陷阱

  近来,连续发生明星、官员和富豪教育孩子失败的案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世上哪个父母不爱孩子呢?实际上,明星家庭往往对孩子寄予更高的期望,也有更多的投入,为什么这些明星父母的爱心却酿成一幕幕的悲剧呢?

  冷静一些观察会发现,明星、官员和富豪教育孩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往往给孩子一个失真的环境,即似乎一切来得都很容易,这就可能让孩子产生失重的感觉,头重脚轻飘浮在普通人之上。但是,普通人又最渴望公平正义,明星子弟一旦触犯众怒,遭受的社会舆论抨击也会更加集中。

  人是环境的产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富人的孩子早摆阔,都是环境的影响。当然,教育的不同,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教育不当,穷人的孩子未必能够早当家;如果教育得当,富人的孩子未必只会炫富。因此,给予孩子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是教育孩子成败的关键。

  对于明星等所谓成功人士来说,教育孩子需要明智,要谨记教育家陶行知的忠告:不要让孩子做人上人,也不要做人外人,而要做人中人。具体说来,就是不要让孩子像贵族,也不要像成年人,而是像孩子一样生活,和普通孩子交朋友。对孩子的成长而言,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并且是不可缺少的营养。

  当一个人的需求被过度满足的时候,他的快乐也会随之被剥夺。如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说,你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准可以使你的孩子受到折磨?这个方法就是:一贯让他要什么东西就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当他碰到钉子时,将比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东西还感到痛苦。所以,父母必须学会对孩子延迟满足乃至拒绝。

  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笔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家庭教育失败的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发展规律。或许,我们可以从洛克菲勒家族的发展中得到一些启示。

  美国较大的石油公司有16家,其中8家属于洛克菲勒财团。该家族流传着“14条洛氏用钱备忘录”,这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小时候与父亲“约法三章”提出来的,如每周的零用钱起始标准为1美元50美分,最高零用钱金额可等于但不可超过每周2美元,这些钱至少要拿出20%用于公益事业,再拿出20%用于储蓄,每周末核对账目和奖惩,等等。

  约翰的儿子小洛克菲勒继续发展家族事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亿美元的富翁。他的5个孩子每到7岁的时候,每周可以领到三角钱的零用钱,但必须分成三部分开支,一是自己花,二是储蓄,三是捐赠。

  那么,是不是说洛克菲勒家族很吝啬呢?早在1945年,联合国筹建的时候,该家族捐出870万美金。至今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洛克菲勒家族捐助的许多慈善事业。可以说,洛克菲勒家族长富不衰的秘密就是教育。

  对孩子不可过于迁就,而要有坚定的原则性,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恰恰是对孩子成长的保护。卢梭说,一旦他(指孩子)知道你可以随他摆布,他就变成了你的主人,这一下全都完了。我想,全完了就是父母没有原则没有理智了,就像船儿失去了舵。

  现代教育需要金钱,但光有金钱堆不出现代的教育。仅仅有爱心是不够的,身为父母必须审视自己的爱是不是真爱?即是不是有利于孩子的独立生存?是不是有利于孩子养成健康的人格?是不是有利于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是每一个父母都需要交出答卷的。

  德国推崇“善良教育”

  在德国,孩子生下来后,父母最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教育孩子学会自立,二是教育孩子从小有爱心,进行“善良教育”。

  这种“善良教育”从爱护小动物开始。在德国,很多家庭养了小猫、小兔、小狗、金鱼等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不仅是家庭宠物,也是父母们有意为孩子养的“实物教材”——家长们手把手地教孩子们饲养、护理小动物,使他们在动手照料小动物的过程中,学会体贴入微地照顾小生命。这种“实物教学”往往会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为了配合家庭内的“善良教育”,幼儿园里也饲养了各种小动物。老师把这些小动物“分发”给孩子们,由他们自行喂养。在喂养过程中,老师要求孩子们注意观察,写出“饲养记录”,并说出所喂养小动物的可爱之处。小学设有“善良教育”课,学生们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认养”学校里的各种小动物。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很多小学都要举办以“善待生命”为主题的讨论或作文比赛,优胜者将获得校长和当地官员颁发的奖章和证书。

  这些体现了德国人的教育共识:小时候有爱心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有用的人。

  在德国,助人为乐蔚然成风,这是家长们对孩子进行“怜弱教育”的结果。同情和帮助弱者是德国人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德国家长定期带孩子到养老院、贫民区等地,鼓励孩子们为老人洗衣服、打扫卫生,为生活贫困的人购买礼物、食物等,以此引导孩子们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弱者。大街小巷内有很多志愿者,引导、教育孩子们帮助弱势群体。

  为使“善良教育”更加明晰,一些学校还开展了“反面教育”,对那些在学校里恃强欺弱的“霸王学生”进行处理,召开有家长、社会人士、学生三方代表参加的“公示大会”,把学生的种种不良表现公之于众,做到公开、公正、公平,让学生受到警示和教育。

  芬兰人为什么感觉很幸福

  前不久,芬兰一个16岁的少年,以芬兰总统的名义搜索到美国总统美国总统的电话号码,并以娴熟流利的英语连闯壁垒森严的白宫三道电信监听关口,硬是和世界上“个子”最高的总统通了电话。尽管后来少年免不了被警察带走“教导”了一番,但民众并没有责怪少年的鲁莽行为。正是这件事,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这个北欧小国。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关注芬兰后才知道,原来芬兰人的日子过得很好。

  从2004年至今,芬兰人的幸福感一直排名列世界前位,进入了福利2.0时代,并完美解决了高税收与创造力的矛盾。

  但就在二三十年前,芬兰还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抑郁和贫穷的国度之一。要改变现状,真正使大家都幸福起来,当时的芬兰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认为,要使人人都真正幸福,政府就必须进行革新和开展全民教育,而且要在这两方面予以大力投资。理由是,芬兰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贫穷国家,如果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使国家得到快速发展,就需要聚集所有人的力量提升民族责任感,但最为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

  政府立即顺应民意,不但按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完美,并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芬兰人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把教书看做是低等的工作,而是非常受人尊敬和社会地位最崇高的职业。如果谁要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就必须无条件地完成硕士学位和苛刻的6年专业学习,包括教育课程及深入的专业课程学习;否则,是绝不可以担当教师职务的。

  芬兰全国没有一所私立学校,每个适龄青年都充分享受着世界上最慷慨的公立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甚至包括昂贵的医学院和法学院,政府全部实行免费。但芬兰全国的大学数量却屈指可数,且不分重点和非重点,而教育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却是最优秀的。这完全得益于国家建立了成功的教育体系和绝对的教育平等机制,保证了人人都能享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

  芬兰人在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后,都自觉地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人人充满了激情和创造力,从而使国家经济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也让经济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芬兰,没有人会依靠出身去谋一份好工作,人人都有平等的生活、自由和就业机会,以及得到合理报酬和福利分配的机会。

  芬兰人成功创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安全的福利国家,穷人不低贱,富人不跋扈,报纸上根本见不到有关富豪名媛的新闻。

  芬兰人从不夸耀自己的财富,也不奢侈消费。政府对于每个人的收入情况都了如指掌,大家也都会自觉按时缴纳各种税费,从没有人为偷税漏税寻找任何借口。

  芬兰人看病几乎不需要花钱,因为政府已经把国民生产总值的7%用于医疗保健。

  芬兰人如果有失去工作的,在最初的18个月里,仍可领到高额的失业津贴,相当于原来薪水的70%;即使退休后,依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养老金,约等于最后一份薪水的60%。

  芬兰人认为社会花费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拖累,而是一种强大的正面力量。它不但能让所有人的资产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而且还使全国经济具备了足够的后劲。

  芬兰政府是清廉的。总统跟普通人一样排队等飞机,跟平民一样排队购买食物等,2007年获政府清廉评比全球第一。

  芬兰人的幸福不是靠祈求上帝而来的,而是通过全体国民努力争取得来的。归根到底,是他们有效地把强大的国民责任感凝聚到了一起。用芬兰人自己的话说:“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既有创意又有照顾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找到了幸福路径。这就是,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加拿大的路与巴黎的墙

  不久前,我去加拿大旅游。在该国定居多年的小叔驾着车,载我从魁北克赴蒙特利尔游玩。

  轿车驶入一段高速路,刹那间突然失去平稳,左侧车轮似悬空般地飘起来。我立刻攥紧把手,战兢兢地盯住小叔,他嘿嘿地笑,说:“没事儿,我们准是进入到限速路段,车子超速便失去了平衡。”

  他缓缓地降低车速,轿车果然恢复了平稳。我见前方路旁立了警示牌,上面标注着“全程限速70码”的提示语,不禁诧异地问:“莫非这路是做了特殊的处理,行驶车辆只要超过了限速,就会失去稳定?”

  小叔点了点头,然后断断续续地讲起那些与高速路有关的事。

  加拿大各城市间遍布着畅通的高速公路,过去也时常有因超速行驶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事情。政府为限制超速,先是在道路两旁安置了许多摄影头,以搜集证据对违章车辆进行重罚,结果政府的收入增多了,可交通事件并未减少。这种状况引起了国民争议,有人建议政府不该把超速责任全归结于驾驶者,单靠罚款来限制超速,而应采取改进高速路设计的办法,通过投资修建车辆一旦超速将无法正常行驶的道路,来阻止超速的行为。这一建议得到采纳,此后高速公路便严格按限速要求设计施工,交通事故从此得以逐年减少。

  原来解决道路超速问题的有效办法,不是通过安装摄影头来惩罚违章者,试图让他们“不敢犯”,而是通过改进道路设计来创建起违章行为“不能犯”的环境。

  我由此联想到法国巴黎治理街头随地小便的事。生活在世界时尚之都,法国人随地大小便的习俗同样在巴黎传承,使它享有了“小便池之都”的称号。政府无法容忍,组建起“不良行为别动队”,每天展开17小时巡逻并重罚违规者,结果罚单逐年有增无减。

  建筑师艾提安获悉此情况,突发奇想地设计出一种“反随地小便墙”,该墙的外壁呈波浪形,人们一旦对着它“方便”,就会被自己飞散的尿液溅到。这种特别的墙,被试建在巴黎塞纳河岸随地小便现象最严重的一条街上,不久就有观察者发现肇事者被弄脏裤子后,便再不会在同处小便。

  为何两类道路问题,通过惩罚违章违规者均毫无起色,而改进道路设计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其实,战略管理学家魏斯曼早就给出了答案:“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依赖于与问题相邻的更高一级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通常问题不可能在它出现的那一层面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应借助于更高层面问题的解决。对于道路上的违章违规现象,单想靠惩罚当事人来解决,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从解决好该行为的更高一级问题入手,首先改善引发这些行为的环境,这样它就将迎刃而解。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并非因为下的工夫不够,而是习惯性盯着问题本身,却未意识到要着力于解决问题的更高一级。

  那个没抢到座位的孩子

  小时候在幼儿园,常常玩一个游戏,小朋友们围成一圈,老师挑选6个人站在中间,只有5个座位。大家拍手唱歌,中间的孩子就绕着座位跑,音乐突然停下来,6个小朋友就要去抢座位,最后总会有一个人多出来,不知所措地站着。

  长大后,体育课玩“贴膏药”,也会有人尴尬地多出来。敏感的少女时代,我只会冷眼旁观这些集体游戏,尽全力找理由推脱。我是不喜欢这种游戏的,因为注定有一个人会多出来,再认真再努力,也有可能会成为失败者。

  “我任何时候都以工作为先。”为了得到工作职位,坐在我对面的大学生们激情澎拜却稚嫩地夸口承诺。前两天我们部门招收新人,我当面试官,几百人申请,但只招收两人。突然想到,原来无论做什么事、长多大,我们都逃不出“抢座位”这个游戏。

  我一直很好奇,当众人关注得到座位的胜利者的欢声笑语时,那些多出来的失败者们都去了哪里?

  初二时,年级动员大会上,老师说:“想去高中部的同学们举手!”台下纷纷高举起手来,讲台上的老师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年级排名前100名的,就有希望去,大家好好加油。”我暗自思忖,300多人,大家都想去,即使拼了命努力,也会剩下两百人,他们将何去何从呢?

  受不了这些压力,也叛逆地觉得学校待不下去的时候,我中午逃出学校去了一家医院,对着医生很难过地说:“叔叔,我该怎么办?世事艰难,我去不了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大学,我是个废人。”中年医生耐心地接待我这个问题少女,温和地说:“我周围的人也不都是重点学校毕业的,一样在当医生,活得好好的啊!”他打电话叫了我的父亲过来接走我。

  父亲出现后,竟然没有生气,他对我这个任性倔强、一定要找到意义的青春期女儿,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他没有直接带我回家,只是轻声对我说:“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吃饭时,坐在对面的父亲说:“其实你不需要很优秀,尽全力就够了。”

  转眼快10年过去了,并不是教育家的父亲,虽然从未对我解释过“尽全力”到底意义何在,但在一路走一路反思的成长岁月里,我为自己找到了为何要好好读书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去抢座位,而是更有权利、更有底气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我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和考级和雅思无关,而是在与外国同事沟通时,双方能够真正合作解决问题;当我学好了一门专业,和一纸证书无关,而是为了实现指标时,能够尽可能减少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当我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时,和比赛奖状无关,而是让身边的人喜欢和我相处,每一天上班自己和别人都很愉悦。

  高考快要放榜了,好的大学和好的专业,一定是有人数限定的,不是所有努力的人都可以如愿。可是,如果并未如愿以偿,也不必为此而一蹶不振,因为这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想一想,那间教室的座位本就有限,肯定坐不下所有想去的人。

  每朵花都会努力绽放,但是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晚,最后却都逃不脱凋谢的命运。青春也是如此,我们有一天都会老去,也会送自己的孩子上高考战场。当我们站在考场外,在烈日里翘首企盼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刹那被唤醒——其实花凋谢后,生出来的果实才是一棵植物的精华。花期太短,再美丽、绽放得再早,也有一天会凋谢,而果实却需要肥料和阳光的滋养,还有长时间的细心照顾,最甜的果实未必曾是绽放得最鲜艳的那朵花。

  那个没抢到座位的孩子,你的人生会比想象中更厚重、更精彩。

  父母带女儿逃学度假成被告

  2014年1月9日,英格兰中部什罗普郡的地区法院接到一个诉讼案件,原告是什罗普郡一所中学的校长,被告是该校一名叫杰米娅的学生的父母——斯图塔和娜塔莎夫妇。此案立即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都在纷纷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一所学校的校长要与家长对簿公堂?事情还要从三个月前的一件事说起。

  杰米娅的父亲斯图塔是英国国防部的保安,工作很忙,白天黑夜两班倒,基本上没什么假期,母亲娜塔莎是一位医生,工作的时间也不固定。因此,他们家就像安了转门一样,不是斯图塔上班就是娜塔莎上班,总之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

  2013年10月,斯图塔意外被批准可以休假一周,他和妻子商量,打算带一家人去希腊罗得岛度假。妻子当然十分赞成,她觉得家庭成员要有在一起的时间才能保持家庭状况的正常。更何况,她近来发现女儿好像不太开心,正好带她出去散散心。

  当斯图塔把消息告诉杰米娅时,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于是,娜塔莎向医院请了假,一家人就着手为罗得岛之行准备起来。可是,就在准备启程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杰米娅去向学校请假时,学校不同意。怎么办?不去吧,机会难得,再说所有出门需要的东西已经准备齐全。犹豫了一阵,斯图塔咬咬牙,一家人不顾学校的反对就出发了。

  一周的假期很快过去,罗得岛旖旎的风光让一家人过得十分愉快,尤其是杰米娅,更是十分开心,斯图塔夫妇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

  可是,回到家没几天,斯图塔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学校把他们夫妇告上了法庭,要求斯图塔夫妇支付630英镑的罚款,原因是在学校没有放假期间私自带孩子外出旅游,违反了相关法律,在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学校状告家长?这件事很快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成为吸引人们眼球的大事件。开庭的当天,许多媒体记者和学生家长赶到法庭,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知道审判结果。什罗普郡中学的校长在法庭上说:“逃学不仅是孩子的过失,更是父母的失职。按照新法律规定,只有在家庭出现极其特殊的情况时,才能准许学生在学校开学期间请假离校。而斯图塔一家不属于特殊情况,因此,家长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斯图塔夫妇承认,自己没有能够保证女儿的正常出勤不对,但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斯图塔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一家人很难聚到一起,我有时候甚至不能和家人一道共度圣诞以及家人的生日,这次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想借此弥补一下家人,这是女儿自出生以来全家第一次度假。”说着,斯图塔语声有些哽咽。

  虽然斯图塔夫妇带女儿逃学去度假情有可原,毕竟法不容情。在听完主控双方的陈述后,法官经过认真考虑,并根据法律规定,最后判令斯图塔夫妇向学校支付630英镑的罚金。此外,法院还要求他们支付363英镑的管理费,两项合计993英镑。宣判后,斯图塔夫妇没有异议,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的处罚,给孩子一个交代。

  对此,英国教育部副部长詹姆斯说:“学生出勤率不佳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保持良好出勤率的学生比那些经常缺勤学生获得五个以上中学毕业优良成绩的机会要高三倍。”长期研究教育法律的巴特勒也说:“家长绝对不能把子女的出勤率当儿戏,除了遭到罚款,还有可能受到司法起诉,因为这是犯罪行为。”

  英国是一个有着浓厚精英教育传统的国家,强调每一个孩子都重要。把学生的出勤上升到法律层面,正是这种教育观念的具体体现。英国人这种对孩子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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